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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尹漢寧

                    2021年07月02日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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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的選擇,實踐已經證明并將進一步證明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在喜迎建黨100周年的歷史時刻,進一步深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將更加堅定全國人民一心一意跟黨走的信心和決心,在黨的領導下,奮力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譜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那個時代,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振興,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尋找著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模式。辛亥革命之前,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等都未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嘗試過君主立憲制、帝制復辟、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等各種形式,各種政治勢力及其代表人物紛紛登場,都沒能找到正確答案,中國依然是山河破碎、積貧積弱,列強依然在中國橫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難和屈辱之中!

                    君主立憲制失敗了。1908年,清政府借鑒日本憲法,制定了《欽定憲法大綱》,但刪去了其中限制君權的有關條款,實際上是對封建君權的又一次強化。1911年11月3日,清政府公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在這一憲法性質的文件中,皇帝的權力也只是讓渡出一小部分,仍強調“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帝制復辟搞了兩次,一次是袁世凱復辟,一次是張勛復辟,都很快失敗了。這表明封建統治早已不得人心,也宣告了君主立憲制的徹底壽終正寢,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議會制失敗了。1912年,宋教仁以國民黨代理事長身份參與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選舉取得勝利后被暗殺了。后來由于袁世凱復辟以及軍閥統治,議會制度被廢棄了。

                    多黨制失敗了。當時的中國曾出現過多黨林立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從武昌起義到1913年底,各種新成立的黨、會團、社等團體達682個之多,其中政治類團體312個,但卻沒有一個政黨能找到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

                    總統制失敗了。從1912年到1948年,中華民國歷史上出現過多位總統:孫中山擔任過臨時大總統、非常大總統,他領導發動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沒有為中國找到真正的出路。其后,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蔣介石、李宗仁等做過總統或代總統,他們非但沒有給中國帶來希望,有的反而更進一步地將中國推入災難的深淵。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不觸動舊的社會根基的自強運動,各種名目的改良主義,舊式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都不能讓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穩定下來,也都談不上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

                    在這些嘗試都失敗了之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中國共產黨,不是特殊事件發生后的偶然結果,而是歷史的必然。

                    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竊取了國共合作進行的北伐戰爭的勝利果實。從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中,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執掌的“國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國家統一,有時間和精力進行一些建設,有人將此美化為“黃金十年”,有人甚至認為如果1937年沒有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有可能順利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實現現代化。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從以下五點來分析。

                    第一,歷史不能假設。希望日本不侵略中國,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只能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第二,那時,中國依然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不僅日本侵占了東三省,而且西方列強在中國也有殖民利益存在。民族獨立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沒有民族獨立,這十年實為濃重陰霾所覆蓋;1932年,東北淪陷,華北告急,使這十年中的后五年更是黯然失色。

                    第三,這十年間,國民黨反動政權不僅把槍口對準了共產黨,而且出現了內部的新軍閥割據。國民黨內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至導致大規模內戰。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境況中,中國不可能實現現代化。

                    第四,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導致其不可能完成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由于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于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愿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并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愿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保ā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674頁)

                    第五,當時中國的仁人志士確曾寄希望于將西方的政治制度運用到中國,改變中國的悲慘命運。但是從外部環境看,列強不愿意放棄在華利益,不允許中國獨立;從內部條件看,資產階級很弱小,難以擔當起歷史重任。辛亥革命以后,議會政治模式的種種丑態讓中國人對西方所謂民主模式產生了懷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中國人對西方資本主義以及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1933年7月,《申報》組織了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在16篇專論中,有15篇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或者非資本主義道路,只有1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從一個方面表明,當時在中國社會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選擇已是大勢所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近代以后中國社會的劇烈運動中,在中國人民反抗封建統治和外來侵略的激烈斗爭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敝袊伯a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以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喚起工農千百萬”,帶領中國人民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北伐戰爭是在共產黨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口號下進行的。在北伐戰爭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由共產黨組織的湘鄂贛工農群眾運動空前高漲,所以北伐戰爭勢如破竹。但是,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大革命教育和鍛煉了各革命階級,為后來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奠定了群眾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曾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薄坝绕涫切聛淼姆敱,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保ā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頁)這生動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軍心所向、民心所向。

                    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共產黨促成了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的重大勝利。敵后戰場開辟后,共產黨領導抗日根據地人民,牽制了大多數日軍。人民抗日力量在戰斗中成長,到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發展到50萬人(東北抗日聯軍還未計入其中),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民族抗戰中持續發揮著重大作用。在戰略反攻階段,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發揮了主力軍的關鍵作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信任。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共產黨在爭取和平、民主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越來越把注意力放在消滅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勢力方面,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1946年6月,國民黨重兵圍攻中原解放區,挑起全面內戰。中國人民徹底認清了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真實面目,更加擁護共產黨。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最終打敗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億萬中國人民從此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不斷失去人心,徹底走到人民的反面。在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追求中,正義和人心始終在共產黨這一邊。

                    其后的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也同樣向世人證明了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即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

                    (作者:中共湖北省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

                    來源:《紅旗文稿》

                    (責編:張成付、張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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